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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花长云手指之处，果然有两个结巴。
镰刀上还有一个最突出的特征，花长云掰断一根柳树枝，将刀口上的一层淤泥刮去，在镰刀的根部有一个黄豆大的缺口：“这是三妹砍藤条的时候砍掉的豁口。”
经过花长云的指认，王师傅从大塘深处捞上来的镰刀的确是花三妹出事时用的那把镰刀。
郑峰请几个人在街上洗了一把澡，还请他们在公社食堂吃了一顿饭，只有一个人没有去，他就是花长松，花长云是他的弟弟，花家出了这样的事情，这对他和花家的打击是很大的。再说，花三妹也是花郭两家仇恨的牺牲品，以花长松此时的心情，他是没法吃这顿饭的，他连澡都没有去洗。
受郑峰所托，郭队长安排徐长水替段高山撑了一个时辰的渡船，大家一定还记得吧，郑峰曾经答应让段高山到街上去洗一把澡，郑峰在请摸鱼人洗澡的同时，顺便把段高山也带上了，在段高山洗好澡离开澡堂的时候，郑峰把自己的棉大衣硬生生地穿在了段高山的身上，段高山不但身上很暖和，心里也很暖和。
十一月二十一日下午，一辆警车将花长云和郭根生押解至地区公安局看守所，负责押解两个凶手的是谭科长、向阳和卞一鸣，在警车的后面还有一辆吉普车，李云帆手握方向盘，郑峰坐在副驾驶位上，王萍坐在后排。
在一九七三年的年底——即元旦之前一天——十二月三十号的上午，这是一个赶集的日子。
往常，只要是赶集的日子，十里八乡的乡亲们都会到街上走一趟，卖点东西，再买点生活用品，这一天是一年中的最后一个大集，这是惯例，在这一天，有说书的，有玩杂耍跑江湖的，有唱戏的，还有跳驱鬼舞的。所以，这一天到街上来的人非常多。
今年的最后一个大集，来的人特别多——粱书记说这是徐集有史以来最人最多的大集，因为在这一天，地区公安局和泗水县公安局要在徐集召开一个公审大会，经上级核准，花长云和郭根生将被判处死刑。
在这一天，说书的，玩杂耍的，跑江湖的，唱戏的和跳驱鬼舞的，不得不把自己的节目挪到公审大会之后，因为所有人都是冲公审大会来的，早晨八点钟左右，徐集中学的大操场上已经是人山人海，水泄不通。大街上的人寥寥无几，在看西洋景之前，人们暂无心思买东西，或者卖东西。
郑峰一行没有到郭队长家去吃大席，郭大妈没有忘记自己说过的话，她老人家也确实做了充分的准备，但郑峰一行还是没有去，乡亲们的日子过得都很紧巴，别看他们在招待客人的时候倾其所有，对他们自己恨不得一分钱掰成八瓣用。有一个细节，笔者一定要交代一下，同志们住在祠堂的时候，郭队长曾经往祠堂送过两床被子，后来，同志们在无意中发现，在花家村，除了郭根生和赵有礼家，没有一户人家有多余的被子，郭队长将自己和老伴的被子送给同志们盖，老夫妻俩用垫背代替被褥。这是王萍送还被子的时候，在郭大娘的床上看见的，在一床打满补丁的床单下面，铺的是稻草和芦柴花。
当王萍把她所看到的情况告诉给郑峰的时候，郑峰沉默良久。同志们婉拒了郭队长夫妇的美意，但固执的郭大妈坚持让郭队长交给郑峰一口袋花生。郑峰没有拒绝，愉快地收下了。
徐长水依然留在油坊做事，茅书记为了发展经济，努力提高乡亲们的收入，有意识地扩大油坊的规模，所以又安排两个人到油坊，徐长松便成了油坊的负责人。在十年文革中，虽然以阶级斗争为纲思想甚嚣尘上，但还是有相当一部分干部心为民所想，情为民所系。上帝造人是为了让人过好日子，而不是让人遭罪的。
一九七四年的夏天，郭筱竹生下一对双胞胎男男婴，一个四斤六两，一个四斤三两，这两个男孩的降生多少抹去了一点郭家人心中的阴影。
在这一年的秋天，郭筱竹被提拔担任花园大队的党支部书记，她团结班子其他成员，在发展传统农业的同时，大力发展副业，以渔业、油品和粉丝加工为主打产品，乡亲很快解决了温饱问题。茅书记被提拔为公社副书记，而梁书记荣升为泗水县副县长，他调到县里面以后的第一件事，就是将花园大队树立成全县农业学大寨的典型。了解那一段历史的人都知道，花园大队所走的道路和大寨不是一回事，所以，很快，梁书记被当做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典型，下放到五七干校劳动改造，收到影响的自然包括花园大队的党支部书记郭筱竹，县委某些人以郭根生的原因罢免了郭筱竹的职务。
值得庆幸的是，文革结束不久，粱书记回到县委，并担任县高官一职，郭筱竹也官复原职，第二年，他被调到徐集公社担任公社书记。
至于那些从郭家搜到的赃物，一部分首饰归还给了花长松家（一共是十一件），金砖。金佛和其它东西全部上缴国库。这里顺便强调一下，郑峰没有将归还给花家的十一件首饰写到上报材料里面，大家都知道，在极左思潮泛滥的文革，郑峰的处理方式是不能被上面接受的。郑峰的做法也得到了梁书记的支持。
郑峰一行结束“61。7。16”案之后，又投入到另一个遗案之中。
郑峰和李云帆接手的第二个历史遗案是“71。6。17”案。
“71。6。17”案是一起离奇的失踪案。失踪者是大泽县南山镇人，姓名，辜望弟；性别，女；年龄，54岁；职业，曾经经营杂货店，两年前，关门歇业。
报案人是当事人的儿子辜文杰，就读于淮东师范学院二年级。
报案人辜文杰提供的情况是这样的：六月十七号，辜文杰从学校赶回南山镇，六月初，辜文杰寄回一封家书，几天后，他接到一封回信，信中说，自己的母亲已经外出好几天了，回信的人是邻居周保国的儿子周彬，母亲不识多少字，所以，每次读信和回信都是周彬代劳的，信中说，家中院门紧锁——已有好几天，辜望弟到什么地方去，谁都不知道，老人离开家的时候，没有跟任何人打招呼。
辜文杰回到南山，砸开院门上的锁。在此之前，周保国和另一个邻居张瑞祥也曾想翻墙进院，一探究竟，但考虑再三，最后还是决定等辜文杰回来以后再说。
辜文杰说，他回到家的时候，院门和店铺的门锁的好好的，没有被人撬过的痕迹，进入家中，无论是店铺，还是母亲住的屋子里面，都没有被翻动过的痕迹。家具的摆设和他去年回来的时候一模一样。店铺自两年前关门歇业之后，没有租给别人经营，剩下的少量生活用品，如食盐、酱油、陈醋、肥皂等，还摆放在货架上。
辜文杰向左邻右舍打听母亲的去向，都说不知道。
据周保国回忆，辜望弟在一年前曾经出去过一次，离开的时候，也没有跟任何人说一声，但三天后又回来了，所以，辜文杰耐着性子又等了一天。等一天，并不是在家里坐等，在这一天里，辜人杰借了一辆自行车。找了一整天，但都没有见到母亲的踪影，他只向学校请了四天假，六月下旬，正是学校进行期末考试的时间，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，辜文杰选择了报案。周保国还提供了一个情况，辜望弟搬到南山镇的最初两三年里，也经常外出，一走就是两三天。
关于“71。6。17”案的材料很少，提供情况的一共有六个人，他们分别是当事人的儿子辜文杰，邻居：弹棉花的张瑞祥，伞店的周保国，在供销社工作的马巧慧，买豆腐的窦三婶，净月庵的尼姑静修师傅。
辜人杰报案的时间是六月十七号，算起来，辜望弟失踪已有五天。
负责接待辜文杰的警察是包大伟，要想立案，至少应该有一些能经得住推敲的疑点吧！所以，包大伟向辜文杰提了一些问题。
问题如下：
“辜望弟在失踪之前有没有什么异常表现？”
遗憾的是，辜文杰一直在学校，所以，他无法回答包大伟的问题。
关于这个问题，辜文杰问过邻居，但他们都没有发现辜望弟什么古怪，也许只有和辜望弟生活在一起的人才能发现异常。
“亲戚家去找过了吗？”
“在我的记忆里面，除了母亲，最亲的人只有外公外婆。但他们在我出生之后相继去世了。”
“你的意思是，在你的记忆里只有外公外婆的影子。”
“是的，但很模糊，因为我当大事还小，没有什么记性。”
“你父亲呢？你一点印象都没有吗？”
“我母亲说在我出世后得伤寒病死了。”
“那么，你的爷爷奶奶呢？”
“我母亲从来没有跟我提过爷爷奶奶。”
“你母亲没有其他兄弟姐妹吗？”
“外公外婆就只有我母亲一个女儿。”
“你的父亲有没有兄弟姐妹？”
“我母亲从来不跟我提父亲，所以就更不会提父亲的兄弟姐妹了。”